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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卢锋、李双双、石先进、潘松李江（2024年10月30日）
▲卢锋（北京大学国度发展研究院汲引）
比年我海外部顺差较大幅增长，经济运行靠近新一轮外部造反衡。疫情大流行阶段国际经济大宗靠近供不应乞降通胀压力，生意伙伴国比拟平顺收受了我顺差增长未起海浪。但是以前一年多来，好意思欧等经济体借口补贴和产能多余对我顺差增长终点是“新三样”出口大加质问，本年前9个多月我国在WTO内际遇的生意支撑探问案件数创历史新高，其中约六成由发展中经济体甚而低收入经济体发起。如咱们昨年9月初干系挑剔提到的，疫情期相对平定的传统经贸争端议题可能正重回新一轮激活状况[1]。
基于新世纪对外经贸关系演变陶冶，我海外部顺差失衡上升会在大国双边领域与WTO框架内靠近压力，还会在G20等多边对话气象激发反馈。本年7月底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间，好意思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记者接待会上命令G20对话重新深爱外部失衡，并提到不少G20成员赞同这一建议[2]。从G20历史看外部失衡与产能问题是其鄙俗商议的议题，探究我国顺差失衡短期难以得到本体性调养，联系议题插足G20等多边气象的可能性上升，如何应答干系气象成为管制外部经贸环境演变的一个现实问题。
1、新一轮顺差失衡及争端或将抓续
跟着海外经济环境演变，比年我国对外顺差鸿沟扩大和结构擢升，并在我与好意思西方经贸关系领域激发一系列反响；尤其是我国“新三样”出口超预期飙升，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引入新的竞争压力，好意思欧等经济体以产业补贴和产能多余为借口频繁质疑我出口顺差增长，甚而给与关税保护主见措施加以碎裂。
与新世纪初年外部失衡比拟，我国比年顺差扩大呈现杰出特色[3]。举例我国比年鄙俗账户顺差相对增长较为温柔但是货品生意顺差增幅较大：鄙俗账户顺差GDP占比从2018年0.17%上升到2022年2.47%，2023年回落到1.41%；货品生意顺差从疫情前两年的年均4000多亿好意思元增长到2022-2023年的年均8000多亿好意思元，2022和2023年货品生意顺差占GDP比例划分达到4.67%和4.59%。
另外货品生意中主若是制制品终点是高本事产物顺差增速较快。制制品顺差2021-2023的三年平均值为16993亿好意思元，比疫情前三年的年均9490亿好意思元增多了7503亿好意思元，增幅为79.1%。昨年仅“新三样”产物出口就创造了近1500亿好意思元，顺差增量比疫情前增多了近1300亿好意思元。顺差占全球顺差比首要幅擢升：2023年我国货品、制制品顺差占全球顺差总和比重划分上升到30.5%和63.5%。另外我国货品生意顺差占全球GDP的比例也上升到历史新高。
除了受疫情期国际阛阓供不应求气象影响，主要有两方面要素推动比年我国顺差走高。一是国内产业本事升级擢升外部竞争力。比年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阶段性冲破，举例在先进船舶制造、轨谈交通装备、石化基础原材料、大型飞机和宽体客机、航天装备、医疗器械、芯片研发制程、工业机器东谈主等领域都得回不同程度的阶段性跨越，产业跨越滚动为某些中高端和个别新兴部门新的外部竞争上风，与好意思欧等国在国际阛阓上变成更宽界面和更高级次的竞争替代关系，并通过出口增长与入口替代推高顺差。
二是内需和本币实验汇率偏弱、部分行业产能冗余度偏高等短中期要素。比年经济运行呈现供给较强与需求增长偏弱并存的“供强需弱”态势，间歇性增长下行压力陪同一般物价较低位运行，加上好意思元指数高企导致东谈主民币实验汇率走弱，通过价钱要素调动出口和入口助推顺差增长。部分行业过度内卷和产能冗余度偏高，边缘上增多企业对出门口压力；好意思西方生意壁垒劳作我国优质产能充分利用国际阛阓，反过来会增多我国产能压力并促使企业寻求在替代性阛阓扩大出口。
我国比年出口增长激发好意思欧等国两方面反弹。一是其财经高官和主流媒体，纷纷责骂我国过度补贴和产能多余导致顺差扩大，挑起经贸领域新一轮“涎水战”。昨年9月好意思国商务部长就责骂我国在非高端半导体行业产能多余。本年4月耶伦财长访华前后，将产能多余质疑发展成为主流叙事。欧盟和其它西方国度高官也有肖似言论。新世纪初年联系东谈主民币汇率低估导致顺差的责骂，比年在新气象下发展成为“体制误会-过度储蓄和补贴-产能多余-出口增长”的叙事链条。好意思西方媒体则为现实气象贴上所谓“第二次中国冲击”的标签。
二是好意思欧等国礼聘生意保护措施，利用各式借口对我电动汽车等入口商品加征关税，挑起新一轮“关税战”。举例好意思国脉年5月秘书对我国电动汽车极端加征100%关税[4]。欧盟则在2023年10月对我电动车入口发起反补贴探问，并从7月4日启动对我国电动汽车推行4个月临时加征关税[5]。8月26日加拿大步好意思国后尘秘书将对从中国入口的整个电动汽车加征100%的关税[6]。个别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土耳其也有所动作。本年WTO框架内我国际遇生意支撑探问立案数创历史新高，甚而有个别低收入发展中国度本年也在WTO对我礼聘了多起生意支撑措施。
从上述驱动要素看，东谈主民币实验汇率偏弱有可能跟着好意思联储降息和好意思元指数走低在短期彰着改不雅，我国内需不及跟着逆周期调动政策加码约略能在中期得到本体性调动，但是我国经济追逐大势在明天较永恒有望抓续。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出口能源较强过甚激发的失衡与产能争论在短期难以绝对化解，甚而可能存在永恒化风险。值得详确的是，从G20最近干系动态看，这方面争辩可能会从双边磋商内容、WTO诉讼对象延长成为G20平台对话议题，需要咱们有备无患。
2、G20外部失衡对话历史与意志模仿
固然外部失衡与产能问题重回G20议程对我国具有某种针对性含义，但是从G20产生及对话议题演变及影响看，咱们或无用十足从无望方面看待上述动向，而是仍应求实和积极大地对，把坚抓战争与感性对话接续起来，奋力探求用诞素性神志化解现实矛盾。2016年我国举办G20杭州峰会时间，咱们曾系统纪念G20创建及演变经由[7]，底下粗陋纪念总结干系历史和陶冶，并粗陋商议其提供的模仿。
G20由G7扩容而来。二者在成员组成与功能定位都有不同[8]，但是都露馅经济全球化客不雅需要创设新的国际合营机制，以调动宏不雅与经贸领域频繁出现的新矛盾。20世纪70-80年代，在国际经济发展造反衡礼貌作用下，日德经济相对好意思国抓续追逐，导致好意思日良习经贸关系弥留，尤其在汽车和电子等可生意领域频发争端。那时布雷顿丛林体系当先轨则体系已崩解，正激动的关贸总协定（GATT）远不及以息争大国间生意利益争端，对新国际息争机制需要推动七国集团合营机制应时而生。
1973年，好意思国财长舒尔茨在白宫藏书楼发起的初次“藏书楼集团”（G4）会议成为G7的前身。自后跟着日本和意大利的加入，G4渐渐彭胀为G5、G6并定型为G7，其成员国度通过年度峰会和部长级会议等商议和息争全球经济、政事和安全等首要问题。该机制在财金方面进行的敞开宏不雅经济政策息争，对在两次石油危急冲击与德日高速追逐配景下防守西方经济体系大体踏实，对在GATT框架下激动国际生意开脱化进度都产生积极影响。
1997年东亚金融危急爆发过甚全球性影响开释，使得国际社会意志到跟着新兴经济体成长过甚进军性上升，局限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不雅和金融政策息争已不及以防守寰宇经济踏实，为自后创建G20对话机制奠定了基础。1999年，G7峰会决定创建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行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就经贸政策进行对话与息争的平台。2008年国际金融危急爆发后，经好意思国倡议并得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本心，G20部长会议擢升为G20带领东谈主峰会机制，成为现代国际经济对话和治理的主要平台。
20多年来G20对话聚焦议题随国际环境演变而变化，外部失衡与产能是永恒比拟常态性关心的问题。G20部长级对话机制启动初期，针对东亚金融危急冲击对话主要聚焦宏不雅金融踏实，不外由于敞开环境下金融危急频频与过度逆差失衡存在辩论，那时对话也涵盖外部失衡议题。举例2000年蒙特利尔公报强调经济政策、汇率安排与审慎欠债管制对减少经济失衡的进军性，2002年新德里公报明确提到全球经济失衡。
而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急爆发前，中国经济超预期快速追逐推动全球经济花样更变，走漏之一是中国、部分东亚经济体与资源出口国的生意顺差大幅增长，陪同好意思欧等发达经济体逆差飙升。这个时期G20对外部失衡关心度显耀擢升，我海外汇储备增长与东谈主民币汇率低估成为商议筹谋对象。举例200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议要“加强全球合营，罢了寰宇经济的均衡有序发展”，“决心推行必要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加速结构调养，以期治理失衡问题，化解风险”。2007年在开普敦G20两长会议针对全球失衡提议调养方针：“好意思国应礼聘措施提高本国储蓄水平，欧盟应进一步通过纠正加速发展，日本应进一步激动结构纠正和自如财政，亚洲新兴阛阓经济体要通过纠正刺激内需，而产油国应珍重宏不雅经济的踏实”。
2008年国际金融危急爆发后G20升级为首领峰会。针对危急气象，2008年11月首届G20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4月伦敦峰会暂时扬弃经济失衡话题，聚焦列国合营应答金融危急冲击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纠正问题。但是危急高潮事后的2009年9月 G20匹兹堡峰会上，全球失衡调养便重回G20对话热门：好意思国主见将全球经济再均衡行为峰会主要议题之一，提议G20应推动成就“可抓续和均衡增长的新经济框架”，得到欧洲国度和IMF等方面赞同。此次峰会决定创建G20增长框架责任组（FWG），制定了“强盛、可抓续、均衡”的增长方针，其中“均衡”透露体现防控外部过度失衡要求。
2010-2011年是G20对全球失衡议题聚焦度最高时期，并试图引入具稀有量敛迹含义的失衡治理机制。2010年10月G20首尔峰会细目由G20两长会议精采筹谋全球经济再均衡的“参考性指南”，受G20寄予IMF在2010年底提议界说外部失衡的“拇指律例”，即鄙俗账户占GDP比重杰出4%[9]。在2011年2月G20巴黎两长会议上，各成员方就全球经济失衡评估决策达成了初步一致：将寰球债务、财政赤字、私东谈主储蓄率和私东谈主债务等变量，行为界定一国里面经济失衡的主要决策；将生意账户、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等，行为界定一海外部经济失衡的决策[10]；由于我国坚抓，汇率与外汇储备莫得列入识别外部失衡的决策组合，不外各方本心推断一国经济失衡时“相宜探究汇率、财政、货币和其它政策”。2011年4月的G20华盛顿财长会议临了本心给与IMF提议的失衡度量方法。在危急倒逼与政策调养双重作用下全球失衡显耀松驰：全球鄙俗账户总和占GDP比例值从危急前2.9%峰值下落到2010年2.2%，后冉冉回落到疫情前1.6%低位。
2013-2017年间全球失衡矛盾减缓配景下，G20仍保抓了对干系问题的抓续关心。该时期G20对话深爱WTO纠正与结构性纠正议题，包含试图从机制上治理外部失衡的宅心。尤其是钢铁行业等部门性产能多余成为关心新焦点。2013年圣彼得堡G20公报与2014年布里斯班G20公报，划分提到部分行业结构性问题与结构性纠正进军性，2015年安塔利亚G20公报提议创建全球钢铁产能多余论坛（GFSEC），命令论坛成员合营行径治理钢铁行业的结构性产能多余问题。2016年G20杭州峰和会过创建GFSEC的决定，为该论坛于2017年在德国柏林初次会议召开铺平谈路。
2018-2019年特殊配景下G20再次聚焦全球失衡：那时实验情况是全球外部失衡与十年前比拟已较大幅度缓解，但是好意思国特朗普政府基于其生意保护主见态度，推动G20峰会主席国日本将全球失衡列为G20增长框架责任组主要议题伸开商议。2018年7月IMF发布的《对外部门说明（2018）》（ESR）觉得，2017年全球鄙俗账户仍存在40%-50%失衡，其中强调中国顺差孝敬约占1/3，彰着带有态度偏见。2018年G20峰会带领东谈主宣言指出：“有必要把柄具体国情全心制定宏不雅经济和结构性政策，以治理过度失衡问题，裁汰罢了二十国集团强盛、可抓续、均衡和包容性增长标的的风险。”
疫情期G20要点议题更变，失衡和产能议题暂时淡出。疫情大流行冲击下，2020年G20商议焦点转向全球卫生危急应答与经济复苏，要点关心在疫苗研发、坐蓐和分拨的国际合营，通过息争宏不雅经济政策缓解疫情冲击影响。鉴于全球供应链与数字经济在疫情期作用彰显，两方面议题在G20对话中地位显耀上升。在擢升全球供应链韧性题咫尺，G20对话商议触及重新评估供应链计策、拓宽多元化供应开首、发展区域土产货坐蓐智力、加强国际合营以应答明天可能的供应链中断等问题。G20还倡导加速数字化转型问题，商议共同应答数字鸿沟、数据安全、数字货币等问题。另外地缘政事的经济影响、气象变化、向清洁能源转型、绿色复苏与可抓续发展等，也成为G20关心的要点议题。
上述粗陋纪念有两点政策启示含义。一是G20既有跨越真义也有局限性，我对其应辩证看待与两手应答。G20是经济全球化要求治理全球化这一礼貌作用的产物，有助于减少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摩擦和风险要素，成心于新兴大国利用外部发展环境，因而具有跨越性和积极真义。但是G20又存在多重局限，举例少数方国度会借助其上风地位影响操控主导对话议程谋求自身利益。这就需要咱们两手应答：一方面主动参与G20平台对话，充分阐扬其调动国际经贸关系矛盾的积极作用；同期识别抵制个别成员的分歧理诉求与不公正操作，防控其局限性带来的无望影响。
二是G20对话涵盖失衡和产能问题可谓题中应有之义，自身对此可中性看待、积极参与并能动影响，无需终点抵制。国际发展造反衡礼貌推动大国竞争力相抵消长和国际经贸花样变化，由此派生矛盾客不雅上需要调动。学问标明，对现实经济矛盾通过对话调换寻求合营解，好于诉诸关税生意战等冲突妙技。联系失衡对话纠合G20历史，固然特定时段带有个别大国影响议题设定的分歧感性，总体看是现实经济演变矛盾在多边治理层面派生的感性反馈，对缓解矛盾或幸免更剧烈冲突不无积极影响。因而对新气象下失衡与产能问题重回G20对话热门远景，我国行为进军利益攸关方可直面现实并顺水推舟。
3、我国应答政策探讨
第一，正面推崇我国产能与出口增长成心于全球经济与绿色转型的积极孝敬，请教好意思西方联系我国补贴误会导致出口顺差的单方面装假责骂。我国新三样部门快速发展，成就在本事水平擢升与老本大幅下落基础上，正在大幅裁汰发电等部门绿色溢价并展现绿色转型趋于顺利的现实远景，自身可利用G20平台积极诠释联系新三样产能与出口增长的积极真义。同期基于陶冶事实和具体案例诠释，我国新三样发展是阛阓基本面空洞条款与政策支撑共同作用的箝制，绝非只是是政府过度补贴的箝制。正如我国财政部廖岷副部长在本年7月27日G20会议时间指出的，“中国以前40多年的纠正敞开陶冶告诉咱们，莫得一个行业不错只是依靠政府的支撑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11]
第二，本着顾全大局求同存异精神，准备在爱戴自身基本利益和坚抓原则前提下，在过渡阶段礼聘某些有助于松驰矛盾的举措，同期要乞降督促进军生意伙伴作念出相应政策调动。举例在坚抓WTO生意轨则基础上，关于得志WTO生意支撑轨则认定表率的行业案例，我国脉着互助合营的态度，准备探究在特按期限内对价钱、数目进行相宜调动和规制，配合和匡助生意伙伴国缓解阛阓花样变动带来的调动压力。模仿通过对外平直投资缓解顺差压力的陶冶，通过支撑企业到海外平直投资变成先进产能，一定程度上替代国内出口缓蔼然差造反衡。同期要求好意思欧等主要生意伙伴减少直至取消单边陲税措施，督促生意伙伴对WTO轨则体系下的生意支撑案例礼聘更为积极磋商态度，承诺不再追加关税措施，驻守接续过度给与国度安全表率礼聘保护政策。
第三，探究建议在G20平台下创建“全球新三样发展论坛”，通过对话寻求新三样等绿色产业发展的国际合营路子。论坛定位于交流新三样发展对全球绿色转型的积极真义，商议行业发展出现的本事、阛阓、生意等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与矛盾息争神志，终点要指导商议国度安全标的对生意政策的影响，探索通过对话厘定和变成国度安全要素影响生意政策的合理界限表率，幸免过于普通地诈欺安全表率推行生意保护政策导致国际阛阓碎屑化风险。G20成员以过甚它利益攸关经济体都可自觉参加该论坛，建议由中国担任主席国或中好意思欧担任轮值主席，在北京或三国按期举办论坛。
第四，以自身可抓续高质料发展标的为本位，将国内经济再均衡要求与国际经贸政策接续起来，增多在国际上商议外部失衡与产能问题的主动性和影响力。比年我国经济靠近内需不及终点是耗尽偏弱矛盾，与供给侧活跃发展和制造业升级及竞争力擢升共同变成“供强需弱”局面。在经济表里造反衡环境下，调养政策补都内需尤其是耗尽短板罢了再均衡，是罢了国内强盛、可抓续、均衡与包容性增长客不雅要求，也有助于缓解和调动外部造反衡，并擢升新兴敞开大国经贸政策的内在一致性与影响力。
审视：
[1] 参见：生意失衡是否会重归国际对话热门？——比年我国生意顺差回升征象解读；卢锋、李昕、潘松李江；2023年8月下旬。
[2]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at Press Conference During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Meetings；July 25, 2024；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3]参见：卢锋，石先进：“应深爱中国新一轮外部失衡”，《中国纠正》2024年09月01日第05期。
[4]当先计较在8月4日纳税，届时提议推迟两周。好意思国生意代表办公室2024年9月13日发布声明，好意思国最终细目对某些中国制造的产物提高关税。好意思国生意代表办公室称，自9月27日起，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关税税率将上调至100%，太阳能电板的关税税率将上调至50%，电动汽车电板、要道矿产、钢铁、铝、口罩和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的关税税率将上调至25%，而包括半导体芯片在内的其他产物的关税上调也将在明天两年内见效。
[5]欧盟成员国代表在10月4日投票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终裁草案，拟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最终反补贴税。欧盟计较在原有10%的入口关税基础上，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反补贴税。这一决定激发了欧盟里面分歧，德国等5个成员国投反对票，12个成员国投弃权票，10个成员国支撑加征关税。10月29日欧委会不顾中方反对秘书斥逐“反补贴探问”，刚烈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所谓“最终反补贴税”，自当地时刻31日见效之日起启动征收。
[6]政策将从10月1日见效。加拿大还对从我入口的钢铝加征25%关税，10月15日见效。
[7] 该研究部分箝制参见“卢锋：G20峰会的前世今生，2016年09月02日，财新网”。
[8] G7息争国际经贸关系、国际政事与安全态度，G20则是定位于国际经济对话的主要平台。
[9] 由于2008年前后我国鄙俗账户顺差占GDP比重达到近10%高位，2009年顺差占比仍接近4.8%，成为被要求调养的主要国度之一，我国对这一数目推断表率提议异议。
[10]在干系商议中，我国关于将外汇储备和汇率合理水平纳入识别决策提议不本心见，商议中就此出现自身意见与其它G20成员不一致情况。临了联系决策体系设定莫得包含外汇储备和汇率变量，而是礼聘了推断一国经济失衡时“相宜探究汇率、财政、货币和其它政策”的表述。
[11] China defends manufacturing push, says world needs more EVs; By Bloomberg / Bloomberg，July 2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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